“巅峰捕鱼”变赌场记:用道具投注兑筹码,开发者即幕后黑手
澎湃新闻资深记者 李菁
出租高级账号、出售道具,就是接受投注;回收道具就是兑现筹码。
拥有众多玩家的网络游戏“巅峰捕鱼”,以这样的方式成为了一家在线赌场,涉赌资3700万元。
2019年11月29日,嘉定区检察院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对涉“巅峰捕鱼”26人提起公诉。2019年12月27日,沈某等人以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至一年不等,并处罚金。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2020年2月21日,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0月26日,澎湃新闻记者从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获悉,2020年以来,该院受理利用网游开设赌场类案件42件307人,日前,部分案件已起诉、宣判。
上海首例利用网游开设赌场案
披着合法游戏的外衣,实则是赌博平台,“巅峰捕鱼”开设赌场案便是其中一起典型案例。
这也是上海市首例利用网络游戏的虚拟场景开设赌场案:26人利用网络捕鱼游戏搭建虚拟场景,采用出租高级账号、出售道具等方式接受投注,再用回收账号、回购道具及金币的方式向赌徒兑现人民币,以此非法牟利。
嘉定区检察院介绍,2016年上半年起,被告人沈某组建团队研发“巅峰捕鱼”游戏软件,同时注册成立A游戏公司,申请软件著作权、游戏版号并上线运营。
2018年3月,沈某出资,指使被告人骆某某、张某注册成立B游戏公司,将“巅峰捕鱼”项目团队整体转至B公司,由B公司对游戏进行日常维护和经营。
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间,沈某、骆某某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搭识周某、何某某等人,让两人分别在游戏内组建公会,采用出租账号、出售道具、充值等方式接受赌徒投注,用回收道具等方式向赌徒兑现筹码,B公司以支付推广费的名义提供资金支持,并对道具进行兜底回收。
9人受B公司雇佣,分别担任策划、运营、测试、研发、财务等方面的工作,并受骆某某指使,与何某某建立微信群,为何某某提供技术帮助和资金结算。
2018年5月,被告人何某某出资设立C传媒公司,招募雇佣主播、客服等工作人员,在直播平台宣传推介吸引赌徒,多名客服人员具体负责租号和收售道具等工作,利用“巅峰捕鱼”游戏搭建的虚拟场景,开设赌场进行赌博活动。
还有人通过直播平台结识何某某后,向其交纳押金,以“徒弟”的名义挂靠C公司,将自己所持账号交何某某托管,并从中牟利。
经审计,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3月5日,沈某、骆某某、何某某等人通过某公会及其下属子公会账号充值方式,接受赌徒投注人民币1800余万元,通过出租账号、出售道具等方式,接受赌徒投注1900余万元,合计赌资金额3700余万元。
2019年11月29日,嘉定区检察院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对26人提起公诉。2019年12月27日,沈某等人以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至一年不等,并处罚金。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2020年2月21日,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突破游戏表象,揭示赌博逻辑
“本质上就是将赌场由现实生活中搬到了网络游戏中。”嘉定区检察院检察官李鉴振总结说,此类案件实际就是实体赌博场景虚拟化。
通过对类案的分析研判,李鉴振认为,此类案件有以下特点。
首先,模式新颖,迷惑性强。例如,“巅峰捕鱼”是一款经有关部门许可上线运营、拥有众多正常玩家的网络游戏。在这里,一个合法游戏变成了赌博平台。这类网络赌博还因为披着“游戏”的外衣,能通过直播平台、社交平台推广。
第二,罪名认定难。以“巅峰捕鱼”案为例,如何认定这是开设赌场行为?如何区分正常玩家和赌徒玩家?如何区分正常玩家的充值和赌徒玩家的赌资下注,从而确定最终的涉案金额?
第三,涉案人数众多。例如,“巅峰捕鱼”案有26名被告人;7月31日开庭审理的一起“电竞大师案”有21名被告人;另一起利用捕鱼游戏开设赌场案有37名被告人。
那么,检察机关要如何突破游戏表象,揭示赌博逻辑?
李鉴振表示,认定“游戏模式”构成赌博行为,可以归纳为其中包含“接受投注”“随机事件”“退币退分”三个环节。
在“巅峰捕鱼”案中,出租账号、出售道具弹头,就是“接受投注”,金币、弹头就是可供下注的筹码;游戏中虚拟的捕鱼场景就是“随机事件”;回收账号、回收道具弹头,就是“退币退分”、兑换筹码,玩家如果在游戏中实现了金币增加,在归还账号时就能盈利,反之就亏本。因此,被告人利用网络游戏搭建的虚拟场景,通过账号、道具的租售等方式接受投注,采用回购道具的方式向赌徒兑现人民币,构成了开设赌场犯罪。
同时,负责游戏开发和维护的游戏公司也不仅仅只是疏于游戏巡查和平台监管,检察官通过案卷中的微小细节,撕开案件突破口,剑指幕后操纵者——游戏公司实际上是以“外部代理”公司为屏障,通过其在台前向散客玩家回收道具,自己则作为幕后黑手,为开设赌场行为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
2020年以来,嘉定区检察院受理此类案件42件307人,批准逮捕21件214人,审查起诉13件50人,嘉定区法院宣判16件93人。
李鉴振表示,打击这类犯罪,除了公检之间密切协作之外,还需要建立跨区域、多部门通力合作、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另外,需落实网络平台的监督责任,强化行业自律,加强对互联网企业,网络直播平台的监管,加强对APP、组群等的审核监管,坚决封停涉赌游戏和平台,及时采取关停账号等措施,并将线索移送公安部门。同时,要加强宣传教育,让群众共同参与到打击网络赌博犯罪的行动中。
责任编辑:徐晓阳
涉案3700余万!“巅峰捕鱼”牵出网络赌博大案,26人获刑
巅峰捕鱼游戏界面
东方网记者刘理10月27日报道:曾经风靡一时的“巅峰捕鱼”网游,实则是网络赌博。近日,嘉定检察院披露了上海市首例利用网络游戏的虚拟场景开设赌场案。其中,沈某、骆某等26名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至一年不等。
此外,据嘉定检察院透露,一系列利用网游开设赌场的案件陆续移送至该院。2020年以来,该院受理此类案件42件307人,批准逮捕21件214人,审查起诉13件50人,嘉定区法院宣判16件93人。
涉案3700余万!26人开设网络赌场获刑
利用网络捕鱼游戏搭建虚拟场景,采用出租高级账号、出售道具等方式接受投注,再用回收账号、回购道具及金币的方式向赌徒兑现人民币,以此非法牟利。
2016年上半年起,被告人沈某组建团队研发“巅峰捕鱼”游戏软件。2018年5月,沈某等人通过与某直播平台宣传推介吸引赌徒。
短短一年间,该公司通过充值、出租账号、出售道具等方式吸引赌徒投注合计赌资金额3700余万元。
2019年11月29日,嘉定区检察院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对26人提起公诉。2019年12月27日,沈某等人以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至一年不等,并处罚金。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2020年2月21日,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巅峰捕鱼游戏界面
如何鉴定是网游还是赌博?
经有关部门许可上线运营,“巅峰捕鱼”是如何从一款合法的游戏变为赌博平台的?如何确定这是一款正常的网络游戏,还是虚拟的赌博平台?
作为本案的承办检察官,嘉定检察院检察官李鉴振对案件中的“游戏模式”进行分析,认为可以构成赌博行为。
李鉴振认为,游戏中“接受投注”“随机事件”“退币退分”三个环节是一个闭环结构。其中,出租账号、出售道具弹头,就是“接受投注”,金币、弹头就是可供下注的筹码;游戏中虚拟的捕鱼场景就是“随机事件”;回收账号、回收道具弹头,就是“退币退分”、兑换筹码,玩家如果在游戏中实现了金币增加,在归还账号时就能盈利,反之就亏本。
其中,关键点之一在于,若游戏公司允许玩家将游戏中的虚拟货币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变现,则行为人即可利用该游戏以变相赌博的形式开设赌场。
“本质上就是将赌场由现实生活中搬到了网络游戏中。”李鉴振总结说,此类案件实际就是实体赌博场景虚拟化。
多名员工“心存侥幸”演变为犯罪
记者注意到,在此类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以“求职”形式加入成为公司员工,最后却走上犯罪道路。在“巅峰捕鱼”案中,锒铛入狱的26人除了主创团队,还有研发人员、财务人员及市场人员等等。
那么,在定罪量刑时,检察官是依据哪些因素考虑依法提出量刑建议的?
李鉴振告诉记者,有的员工在正式入职合同后,一开始并无犯罪故意。工作后,即便意识到有异,或因法律意识淡薄,或因侥幸心理,他们继续从事违法活动。
“我们根据涉案人员的参与程度,在提出量刑建议时,会作出宽严相济的区分。”李鉴振表示,在办理此类案件过程中,检察机关结合多名被告人主观恶性大小、行为危害程度以及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依法提出量刑建议。
李鉴振说:“打击这类犯罪,除了公检之间密切协作之外,还需要建立跨区域、多部门通力合作、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另外,落实网络平台的监督责任,强化行业自律,加强对互联网企业,网络直播平台的监管,加强对APP、组群等的审核监管,坚决封停涉赌游戏和平台,及时采取关停账号等措施,并将线索移送公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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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东方网
这款网游背后藏着赌博平台
是网游?还是赌博?检方介入调查后发现,这是一起借助网游开设赌场的犯罪。此案的成功办理确立了类案查办标准
——这款网游背后藏着赌博平台
姚雯/漫画
2020年7月15日,上海市嘉定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开设赌场案,涉案被告人达37人。嘉定区检察院检察官李鉴振出庭支持公诉。早在今年2月,李鉴振办理的“巅峰捕鱼”开设赌场案宣判,该案确立了此类案件的证据规格和认定标准,为后续一系列类案的办理提供了经验。
提前介入
准确把握案件定性
2019年2月,上海嘉定警方发现,一款名为“巅峰捕鱼”的App游戏存在赌博行为,遂立案侦查。但实际上“巅峰捕鱼”是一款经许可上线运营、拥有众多正常玩家的网络游戏,它怎么成了赌博平台?由于涉案人员众多,犯罪模式新颖,嘉定区检察院第一时间提前介入,全程引导侦查取证,成功办理了这起上海市首例游戏公司和外部代理共同利用网络游戏虚拟场景开设赌场案。
李鉴振翻开案卷,研究起案情。2016年上半年,沈某组建团队研发了一款叫“巅峰捕鱼”的游戏软件,同时在嘉定区注册成立A游戏公司,以该公司名义申请软件著作权、游戏版号并上线运营。2018年3月,由沈某出资,骆某等人注册成立B游戏公司,将“巅峰捕鱼”项目团队整体转至B游戏公司,由B公司对游戏进行日常维护和经营,并雇用多人负责公司运转。
2018年,沈某、骆某搭识了何某,约定由何某在游戏内组建公会。2018年5月,何某出资设立C公司,招募雇用主播、客服等工作人员,在直播平台宣传推介该游戏吸引玩家。但与正常玩家自己充值买装备玩游戏,继而升级账号等级的方式有所不同的是,这个游戏还有别的“玩法”。
何某通过自己充值、从他人处购买等方式,获取了数量众多的VIP账号,这些账号每天可被分配一定数量的金币。何某等人以日租金20元至150元不等的价格,将账号出租给部分“玩家”。何某等人与这类“玩家”约定,待账号内金币数量达到1000万,他们会以每100万金币兑换18元至23元的比例,用现金向“玩家”回购金币,即兑现筹码。此外,何某通过自己在游戏中赢得、从他人处收购等方式,获取大量不同品种的道具弹头,同样以出售道具方式接受投注,以回收道具方式兑现筹码。
李鉴振对这种“游戏模式”进行分析,他认为可以构成赌博行为。具体而言,可以归纳为“接受投注”“随机事件”“退币退分”三个环节。出租账号、出售道具弹头就是“接受投注”;金币、弹头就是可供下注的筹码;游戏中虚拟的捕鱼场景就是“随机事件”;回收账号、回收道具弹头就是“退币退分”、兑换筹码。玩家如果在游戏中实现了金币增加,在归还账号时就能盈利,反之就亏本。
“举个例子,某个‘玩家’用150元租了何某一个有800万个金币的VIP账户,然后利用捕鱼游戏这个随机事件增加或减少筹码,最后再将筹码兑换成现金。如果‘玩家’将金币增加到1800万个,那么何某以每100万金币兑换20元的标准来兑换的话,就要兑换他360元,这个‘玩家’就赢了210元。反之如果‘玩家’使金币减少或者无法增长到1000万,那他就输了钱。”
因此,C公司利用网络游戏搭建的虚拟场景,通过账号、道具的租售等方式接受投注,采用回购道具的方式向赌徒兑现人民币,构成了开设赌场犯罪。接受这种“玩法”的“玩家”实际上就是赌徒。正常玩家虽然也有充值获取金币或者道具弹头交易,但无论这类虚拟货币如何变化,都不会转化成现金收益。因此,正常玩家不是赌博行为。
2019年4月,骆某、何某等20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批准逮捕。
顺藤摸瓜
揪出游戏公司的幕后黑手
何某等C公司的人员构成开设赌场罪已无异议,但B游戏公司除骆某以外的相关人员是否也应该对何某等人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起初,公安机关是以“平台责任”为由将B游戏公司相关人员抓捕归案的,认为B游戏公司在日常经营中,明知有人在利用“巅峰捕鱼”游戏搭建的虚拟场景开设赌场,应当制止却未采取封号等有效措施。
李鉴振在梳理在案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时发现,B游戏公司除每月支付120万元的推广费外,还会不定期出现固定金额为50万元的转账,转账时间十分值得推敲。而在B游戏公司“财务群”的聊天记录中,经常出现类似“回收×××弹头、金币,价值×××元”的记账。每当出现这种数据时,财务就会向C公司汇款50万元。李鉴振抓住这个细节展开讯问,成功突破。原来,B游戏公司不仅是疏于游戏巡查和平台监管,更是以支付推广费的名义为C公司回收道具提供资金支持。
根据我国《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文化部关于规范网络游戏运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关注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兑换自身提供的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不得用于支付、购买实物或兑换其他单位的产品和服务,更不能兑换法定货币。如果直接向散客玩家提供道具回收服务,则明显违反前述规定,游戏本身就具有了赌博属性。
“这正是B游戏公司的狡猾之处。”李鉴振道,B公司将C公司作为“防火墙”,通过其在台前向散客玩家回收道具,自己则作为幕后,为C公司开设赌场行为提供资金支持。
因这一重要证据的突破,嘉定区检察院要求公安机关追捕沈某等多名涉案人员。
分化整合
准确认定赌资数额
那如何区分赌资下注与正常充值,准确认定赌资金额?
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李鉴振引导公安机关利用技侦手段,通过对游戏反复研究,确定赌徒玩家在游戏中获得筹码的方式,再通过对后台数据的筛选,最终认定赌资金额为3700余万元。
至此,此案的疑点和难点均已突破。嘉定区检察院以沈某、骆某等26人涉嫌开设赌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庭经审理,认定本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对指控事实予以确认。
2019年12月27日,法院作出判决,认定沈某、骆某等26名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开设赌场罪。沈某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至一年不等,并处罚金。一审宣判后,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2020年2月21日,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来源:检察日报 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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